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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作者:《中国档案报》  发布时间:2017-6-30 查看397次   字体:[] [] []

习仲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整风运动是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一项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整风运动中,通过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研读“整风运动”相关档案,我们可以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整风运动中实事求是、对党忠诚的点滴往事,感悟到伟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品质。

 

  谢觉哉宣传整风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工作卓有成效。但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同年冬,在他的精心部署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创造了条件。从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报告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同时,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改版。3月31日,毛泽东和社长博古在杨家岭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进行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利用报纸来推动整风运动。当时,谢觉哉也出席了会议并献计献策,他在发言中生动地说,厨师做菜不能总是一碗一碗的肉,会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像板起脸孔说话。

  在《解放日报》改版后,谢觉哉开辟了《一得书》专栏来宣传实事求是的精神及整风的意义。专栏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把颈骨硬起来》。这篇文章是他得知,延安市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市府的职权低弱,要求边区政府提高市府职权的消息后有感而发。谢觉哉在文中讲了“强项令”的故事:汉朝有个刚正不阿的京兆尹董宣,为了执行法令惹恼了皇帝的姐姐。长公主向皇帝哭诉,皇帝召京兆尹来责问,京兆尹说,“我没有错,我是执行皇帝的法令”。皇帝说,你虽然没有错,但是你得罪了贵人,也应该磕个头。这个京兆尹不肯磕头,硬起颈骨,几个人压也压不下去,皇帝只好说,原来这个家伙有病,颈骨硬了。谢觉哉说:“皇帝时代尚可‘强颈’,何况乎民主的延安!”他认为有法必依,“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说的情,不理。‘硬起颈骨来’,做它几次,威信建立了,人们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了”。这不但是提倡维护法制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提倡敢于维护真理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顿三风同样需要“硬起颈骨来”。

  《一得书》专栏的文章朴实生动、短小精悍、言之有物,毫无党八股的气息,为我党提倡新的文风树立了榜样,有效地宣传了整风精神。

 

  毛泽东当面赔礼道歉

  整风运动使党内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有了显著变化,为夺取抗战的胜利,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但是,在后期当整风运动转入审查干部阶段以后,曾出现过偏差,特别是当时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康生在延安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造成大批冤假错案。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这种错误倾向,明确指示要纠正偏差。

  一天,毛泽东派人将负责审理案件的李克农、师哲等人找来,提醒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接着,他说:“你们送来的六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就看不下去了,以后再不要给我送来了。”毛泽东见他们不明白,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师哲解释道:“一句两句错话,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毛泽东听后,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写口供的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但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最后,他反复交代:“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为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向被无端受到怀疑、伤害或关押审讯的同志赔礼道歉。当时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集中了许多受审查的专员、县长等。由于康生搞“逼、供、信”,有些同志迟迟过不了关,思想压力很大,有的人则被逼无奈,写了假口供。一天,毛泽东特意来看望这些同志,向大家公开承认“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有错误。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并脱帽向众人鞠了一躬,接着又说:“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一定纠正这些错误,使我们革命队伍兴旺起来。”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穿着一套打着补丁的灰布军装,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持续作了3个多小时的报告,当谈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时,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这个党校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毛泽东停顿一下,又接着说:“错误也有两重性,一个叫坏处,一个叫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还说,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这个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情况就会好得多。最后,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主要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受了冤屈的同志听后流下了泪水。

 

  习仲勋保护知识分子

  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在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他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在绥德分区认真组织和领导整风运动。4月1日,在审查干部中,康生指令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了200多名“特务”“叛徒”“反革命”。5月,康生以莫须有的“张克勤案”和甘肃“红旗党案”为“典型”,先后在杨家岭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地做“坦白”动员报告。随后,整个边区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都卷入其中。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习仲勋对于“左”倾错误有着切肤之痛,“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绥德的混乱场景,使他想起1935年错误“肃反”时手足相残的痛苦场面,从而对这场“抢救失足者运动”由疑惑到抵制。他采用大会报告和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诚,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同时,习仲勋还致电党中央和西北局,建议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错误偏向。

  党中央发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严重问题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甄别工作中,习仲勋严格掌握政策,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采取任何逼迫性方式,赤诚对待同志。在被搞出多达230名“特务”的绥德师范,全校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习仲勋为了挽回在学生家中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把学生家长邀请到学校,一面安抚他们,一面召开家长及干部、群众参加的3000人大会,进一步宣传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此,绥德师范的整风运动走上了稳步开展的轨道,平稳地转入审干整风。

  当时,在“逼、供、信”和假坦白成风的形势下,习仲勋冒着很大的风险提醒大家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他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在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绥德分区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他保护了大批外来知识分子干部。

 

 

(来源《中国档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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